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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陈静,陈静,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数字媒体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兴趣:媒介社会学。

  

  论文通过影子教育中女性网课教师的深度访谈与线上田野调查,讨论了以下两个研究议题:第一,分析线上教师的群体构成、技术使用和劳动方式。第二,探讨当代中国线上教育的“技术迷思”,并理解数字资本、技术平台与线上劳动三者的复杂关系。研究发现:互联网平台利用“互联网+影子教育=社会公平”这一长久的“网络迷思”,以抹平教育资源不平衡,帮助实现阶层流动的社会责任为标榜,利用了商业与文化的既有迷思,构建出一种驳杂的“技术迷思”,并以此吸纳劳动力,迎合数字资本,获取政策保护。技术平台通过跨区域劳动力调集,隐匿劳动者身份与地理位置,将低廉的在线劳动包装为高附加值的一对一服务,赚取劳动差额利润;在劳动过程中实现了“去实体化”和“劳动分包”,通过“数字圆形监控”实行劳动控制,线上劳动者的“课时转化”“空间度让”“情感劳动”和“模糊工作边界”都成为新的劳动付出。劳动过程中,女性在线教师原本对平台抱有的“技术迷思”开始迅速褪色,这并非是技术普及与使用的“祛魅”,而是线上劳作的体验、个体对平台本质和劳动价值的重新评判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影子教育、技术迷思、在线劳工、数字资本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这是一则2018年4月24日在腾讯视频发布的3分23秒的企业形象广告,画面整体笼罩着乳白色的高光调,展现了儿童一对一在线学习的场景,稳重的男性画外音开始描述国内中小学的补习教育现状:

  “2017年,全中国小学、初中、高中在校人数达到1.5亿人,二线城市的孩子无法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一线城市的孩子则在补习的路上头痛不已……(在我们的平台)学生们都在通过电脑、PAD、手机、 电视与来自清华、北大等一流名校的好老师交流学习,……教师、教研团队通过对学生课上的图像语音进行分析,能快速掌握学生的积极性和学习习惯,从而打造与之匹配的学习方法。……”

  (企业宣传片中部分解说词)

  “我们的教育是精英陪伴式教育,让教育公平,让学习高效快乐,我们竭尽一切可能地到全国各地寻找最优秀的教学资源,把它放到互联网上,传递到最需要它的地方,传递给最需要他的家庭,改变我们的下一代,改变中国的未来。”

  (企业董事长最后激情陈述)

  如果不了解这是影子教育(shadow education)的企业广告,大多数人都会被所展示出的网路教育拉平地理差异的“技术迷思”(technical myth)所吸引,它印证了互联网初期人们对线上教育抱有的美好想像,光芒四射的线上教育似乎从技术上修正了资源不平衡,显示出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超能力”。该影子教育公司总部位于上海浦东某地铁站附近一栋富有设计感的白色大楼内,简洁明快的设计风格颇有互联网企业风范。获得5轮投资后,2018年7月公司开始正式启用装修好的大楼,课程顾问乐于将大楼照片或视频展示给家长们,深蓝色夜景映衬背透灯光,大楼外观契合了人们对互联网公司的想像。线上教育代表着未来技术方向的“迷思”(myth)不再隐秘根植于人们头脑,或是被遗忘在互联网的某个历史角落,而是附着于精致的大楼、公共交通和网路视频的商业广告上,拥有了生动的现实躯壳。

  国内影子教育一对一线上模式的快速发展成为所讨论的社会背景。这一线上新职业的兴起得益于K12(Kindergarten to 12th grade)影子教育的迅速市场化。影子教育指为主流教育(mainstream education)提供的系列学科课外补习辅导(supplementary private tutoring),因如影子相伴而得名。K12阶段虽然政府推行免费教育,却已经成为国内城市家庭高度参与,家庭资本和学生精力投入最多的年级段。据中投顾问2018年发布的《2020-2024年中国K12教育行业深度调研及投资前景预测报告》数据显示,中国教育产业仍处于扩张阶段,其中K12教育市场规模2018年约达到4,331亿元,线上教育市场规模437.9亿元。影子教育在国内的快速增长可以从社会变迁、阶层固化、中产焦虑等几方面获得解释: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发展孕育了一批城市中产阶层,出于阶层向上流动的渴望,中产父母们对子女教育抱有相当期待;加之根植于东亚国家悠久的科举文化传统影响,以及教育资源日渐集中,精英大学竞争日趋激烈的态势,迫使城市家庭普遍选择学科辅导机构,帮助深化学校内容,实现子女培优。学龄青少年在父母陪伴下奔走于各培训机构成为都市的日常景观。2017年之后,以免除父母子女奔波之苦为宣传要点的某线上辅导模式在国内一线城市铺开,在竞争激烈的影子教育市场中快速占据了一席之地。

  在该公司的企业宣传片中,影子教育一头连接着待辅导的孩子,一头连接着提供服务的女性网课教师。广告中优雅大方的女教师手持平板电脑与孩子进行线上交流,那么,日常真实的劳作中,当网路技术与人工劳动结合,是否一切真如此广告那般轻松便捷?我们研究的公司辅导业务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各阶段,在同类培训机构中有较高知名度。线上一对一上课模式产生了大量的线上劳动者(online labour),进行线上田野考察时,其公司上海总部2018年12月17日液晶屏数据显示:今日累积上课学生人数达到336113名(课程顾问和班主任偏好在周日发布上课人数的监控数据,通常为一周高峰数值),这意味着当日连线另一端有33万名网课教师作为知识商品化(knowledgecommercialisation)的内容供给方提供服务,其中绝大部分是女性全职教师。透过她们描绘的线上劳动形式和劳动体验讨论其中“情境化的知识”(situated knowledge)成为研究动机,为此,我们讨论的第一层面将重点关注技术与女性在线辅导工作的结合情况。

  从“技术迷思”这一概念出发,探讨影子教育公司在企业形象包装中如何与“互联网迷思”(internet myth)紧密关联成为研究的另一重任务。迷思的探讨源于人类学、神话研究和符号学,却早已远离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evi-Strauss)、罗兰·巴特(RolandBarthes)笔下的原始社会和现代消费社会的话语背景,而更贴近传播政治经济学家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借助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和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的“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所表达的意涵。莫斯可将互联网迷思从文化研究范畴移植到政治经济学领域,并逐个击破了历史终结、地理终结和政治终结三种迷思,批判了赛博空间普遍存在的乐观想像,技术迷思“让我们付出代价,它怂恿我们用有关未来的迷思来避免当下的冲突,并创造出一种社会团结的虚假意识”。(莫斯可,2010:14)随着国内影子线上教育在数字资本(digital capital)推动下的狂飙突进,技术迷思如何被制造出来,又扮演了何种角色?对劳作的在线劳工、报课家长和数字资本,技术迷思的内涵是否有差异?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对技术迷思的成分和编制意图分析,这或将加深对新媒介形态催生的商业模式背景下,我们对数字资本、技术平台和在线劳工(online labour)[1]三者关系的理解。

  二、文献回顾

  (一)影子教育研究的焦点:从“双刃剑”到“在线化”

  近十余年盛行于东亚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地的影子教育已成为社会学和教育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中泽涉,2015;史蒂芬·R.英里奇,2017;马克·贝磊,2000,2007,2012,2015;Choi & Park,2016)研究证实补习与家庭经济状况和成绩提升效果有密切关联,接受影子教育辅导与家庭经济水准、父母陪伴都密切相关,参与培训的学生通常有更优秀的课业表现。(李佳丽、何瑞珠,2019)近年学者们探讨影子教育的负面影响是否阻碍了社会流动和社会公平,为此主流教育中同时兼职培训的教师群体成为批判对象,因为公众认为其掌握的教育资讯会加剧原本的社会不公平(social inequality)。(丁小浩、翁秋怡,2015)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文化背景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将随着入学阶段上升而降低,社会应注意早期影子教育的公平性。(唐俊超,2015)有研究发现影子教育的实际支出、形式和质量在一线城市和一般县级城镇之间呈现显着差异。(孙聪、金文旺、蒋承,2018)社会阶层越高,影子教育需求越大,从而产生对低阶层群体的优质教育挤出。(徐家庆、周远翔,2018)总的来说,影子教育与精英家庭合作可能加剧了教育不平等,成为社会复制与社会分层的又一通道,是学者们的普遍共识。(林晓珊,2018;胡咏梅、范文凤、丁维莉,2017;刘保中,2018)影子教育实证研究多围绕是否提供社会升学机会这一问题展开。一项对影子教育机构“坑班”的调查指出,选拔成为维护或加剧社会不公的具体通道。(尚培胜,2017)将北京城市父母的家庭、学校及培训机构的“协作培养”与农民工家庭的“散养”对比,另一项研究发现不同阶层在子女培养方式上存在巨大差异。(高雪莲,2017)归纳起来,影子教育的功能被认为是维持和强化了优质教育资源的获取,家庭社会、文化资本与影子教育共同完成了不平等的社会阶层再生产。

  当整个社会都卷入应试教育的激烈竞争中,影子教育成为普通家庭的“双刃剑”,虽可能帮助提升子女学业,但投资私人教育加重了家庭经济负担,影响了其他消费开支。(薛海平,2017)在影子教育的选择上,家庭短期导向越强,越倾向选择影子教育,因为其高效和补充特性迎合了此类家庭所需。(陈涛、巩阅瑄、李丁,2019)英里奇关注参与教育决策过程中的学生意愿,强调学生作为行为主体的重要性,探讨了影响最终决策的结构性环境因素。(史蒂芬·R.英里奇,2017)尽管认识到影子教育过度发展会加剧学生学业竞争压力,消耗家庭和社会的大量资源,削弱政府推进教育公平的成效(Bray,2003),联合国教育专家马克·贝磊(Mark Bray)通过对不同国家、地区制定政策的理念差异分析后指出,这是经济促动与伦理问题间的选择。从政府立场出发,影子教育有显着的社会经济功能,补习产生的巨大产业有利于解决劳动力就业。(马克·贝磊,2007)以上研究丰富了影子教育本质与社会功能的了解,但也存在缺失,尤其是视影子教师为学生学业成绩的外在影响因素,继而关注其相关的伦理问题、教学效果和经济作用,而非视其为有独特价值的劳动研究对象。与此同时,随着资讯通信技术(Information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s)的技术渗透,传统的学校封闭高墙发生松动,网路打破时间和空间阻隔,将教育谘询送达偏远地区,影子教育的快速线上化赋予了传统劳动问题新的讨论背景。在数字资本积极参与影子教育的在线化热潮之际,大量研究还停滞于平台商业预测或数字技术讨论,影子教育线上劳动的新特质和数字资本的影响尚未得到及时的关注。

  (二)在线工作与女性数字劳工

  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近年围绕着“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labour)与“数字劳动”(digital labour),以及相关联的传播资源的生产与消费的新型权力关系及其建构进行了剖析。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Fuchs)延续了达拉斯·斯麦兹 (DallasSmythe) 的“受众商品论” (audience commodity)中将媒介形态与劳动形式结合的思考路径,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互联网大公司对用户的双重剥削。(Fuchs,2009,2014)将数字劳动视为马克思的工业劳动叙事的延伸而非颠覆成为普遍共识。邱林川区分了从事制造的劳工(manufacturinglabour)和被制造的劳工(manufactured labour)两类群体后,指出当前互联网的本质“是资本的场域、剥削劳工的场域,也是社会的场域、抵抗的场域、阶级形成的场域。”(邱林川,2014:122)因兴趣而导致的玩工(play labour)如字幕组凭藉兴趣参与生产,提供内容产品而并不拥有真实的劳动收入。(曹晋、张楠华,2015)批判日渐崛起的互联网文化及其背后深植的资本经济体系,指明产销者(prosumer)被剥削的本质,揭露媒体平台对用户内容与基础设施的双重资本压榨,成为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交汇议题。

  近年随着在线劳工的出现,他们的劳动与职业研究开始受到关注,影子教育的女性在线劳工即属此类,她们进行的并非无偿的趣味劳动,而是线上补习服务,以帮助学生们应对选拔性考试,从平台获取个人报酬,她们既非文化研究讨论的内容创造和参与者,也非传播政治经济学中“作为商品的受众”,而是因知识或技能获得工作机会的线上劳动者。与之相关的新型在线职业者的劳动形态、价值和关系已有一定成果。(姚建华,2017a,2017b,姚建华、徐婧,2017;姚建华、徐偲骕,2019)具体的数字劳动研究案例正在不断丰富,有作为知识劳工(knowledge worker)的网路编辑群体(曹晋、许秀云,2014),IT程式员(孙萍,2018),互联网公司的无酬高校实习生(夏冰青,2018),城市外卖员(张玉璞,2019)、游戏主播(徐林枫、张恒宇,2019)等,这些在地的访谈研究充实了劳动与社会理论在新时期的发展。

  学者们另一个关心的问题是网路社会的新职业是否给女性带来了新工作机会。早期互联网工作具有一定的溢价性,也促进了性别工资的增长,但研究认为对于不同婚姻状况、年龄和学历的就业者而言,影响作用存在差异。(Krueger,1993)技术与劳动力之间简单替代的推测并没有获得广泛支持。例如,技术进步一度被认为可能造成收入不平等和大量职业消失,而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详尽分析资讯技术对社会组织与就业的影响,指出:“资讯技术的扩散与整体经济就业水准的演变之间并没有系统性的结构关系。”他不支持技术提升影响就业的猜测,但同意缺乏资讯技术则更容易被排除在新工作机会之外。( Castells,2010:280)有研究分析了电脑普及对不同类型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发现电脑的普及后价格下降增加了对具有高等教育经历的劳动力的需求。(Autor & Dorn,2009)新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劳工面对自动化对工作的影响,早已存在失业预测可能最终实现。(莫斯可,2018)随着国内中国线上新职业不断出现,大量劳动者因网路获得了就业机会,零工经济(gig economy)释放出了闲置资产与劳动力。有研究指出这对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更有裨益,因为她们获得线上职业的能力较普通女性更强。(庄家炽、刘爱玉、孙超,2016)还有研究指出女性的性别特质更适合互联网的线上工作。(毛宇飞、曾湘泉,2017)

  网路技术支撑跨地域即时沟通的成为可能,当面对面的线上服务形式开始普及,劳动形式的转变体现为弹性的工作时间(flexible work time)和在家自由办公(home office)的大量涌现。对新技术带来的工作方式变化,帕特里夏·华莱士(PatriciaWallace)以组织传播视角,重点考察了网路推动的工作场所的变革与工作节奏变化,关注员工工作与休闲之间的模糊界限、彼此沟通方式的转变和企业组织模式的差异。(帕特里夏·华莱士,2010)劳动过程和空间变化研究均认同,线上线下不仅是空间改变,也是工作方式的彻底变化。除了关注了线上工作发生对组织、家庭的变化与影响,女性主义延续了政治经济学关注空间、阶级与权力的视角,开拓了父权制度对女性日常与家庭劳作的压迫这条新研究路径。(乌苏拉·胡斯,2011)

  随着新经济发展,新网络平台和新劳动方式应运而生,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们开始检视网络平台中内嵌的权力结构,进而探究平台经济中资本、技术和劳动三者之间的互构关系。新近一项对UI设计师的调查表明,知识劳工的常态化加班机制,是互联网产业的金融化、知识技术的迭代化和工作弹性化的结果,体现为资本的隐蔽劳动控制与劳工的有限自主性的“互构”。(侯慧、何雪松,2020)另一项研究以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为分析对象,探究其运作机制和内嵌其中的劳动控制问题。(姚建华,2020)从这些研究成果来看,网路平台劳动者的能动性和结构性制约,互相控制互相抗衡,是最引人注目的一组力量关系。

  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既涉及女性的在线劳作,又关联到在线劳动者与平台的劳资关系,还牵涉到背后若隐若现的技术迷思和数字资本的影响,因而我们将延续以上研究思路与成果,并在新职业特质和新劳动环境中展开对问题的思考。

  三、研究方法

  自2018年4月开始,通过为孩子挑选授课教师的契机,我进入了田野,结识了该在线一对一公司的3位女性授课教师,与她们沟通良好,获得了她们的信任。通过介绍,以滚雪球方式认识了15位一对一网课女性全职教师,有几位因为担心被公司知道而不愿意接受访谈,最终得到有效采访者总数为14人。自2018年5月至12月间,我对她们进行了2次,每次1小时的半结构化访谈。老师们散居国内各地,访谈采用微信视频或语音电话进行,结束后以资料采集费名义发送与课时相当的微信红包作为补偿。所有的访谈录音通过科大讯飞在线软件转录并进行分析。有的老师后期曾多次补充回答了我的追问。我们还找到了3位同属于该公司的兼职教师,形成了与全职教师比对的次群组(subgroup)。培训行业类资讯通过咨询在美国上市的、市场上知名的另一家培训机构作为补充。研究资料还包含了近一年的线上田野观察,包括上课情况监看、观察教师微信朋友圈的动态和对百度贴吧、知乎、求职网路等社区发布的经验贴与求助贴的关注。

  在线访谈开始我以家长身份进入田野,带来的好处是与其他家长、学生、班主任交流的便利,我们对报课的学生与家长亦陆续有简短采访。教师访谈主要围绕日常工作,售课、备课、上课等话题展开,包括如何看待在线职业及其未来前景。尽管在访谈之初我便表明研究目的,再三保证资讯不会泄露,但教师们对个体所在地理位置和真实学历总是有些回避,她们更愿意谈论遇到的学生和家庭情况,在线授课的“奇遇”和在线职业的感悟。同时,被访者的身份差异影响访谈态度,对学术有所了解的两位女教师显示出对本研究计划的极大兴趣,而所认识的班主任作为田野中的把关人(gatekeeper),则不时向我打听研究进行的情况,显得颇为警惕。女教师们的谨慎起初被我们解读为普通人对访谈可能会有的抵触心理,是对个人隐私和利益的自我保护,当访谈快结束时我才突然“顿悟”,将这种掩饰与互联网平台的宣传话语,在线教育的技术逻辑、技术迷思与社会结构勾连起来,并尝试通过意识形态建构和技术平台结构层面进行整体阐释。当访谈结束时,通过采取寄送小礼物或主流课堂的考试资料为“伎俩”,我们获得了各位受访者真实的居住地址,这同时也是她们的在线劳作之处。访谈不仅要尽可能收集个体资讯,还需对资讯细加分辨,研究过程中我对此谨记于心。

  四、研究发现

  (一)女性教师的家庭线上劳作

  线上一对一女教师的构成具有显着共性,通过对访谈教师进行人口变量收集,我们发现这些青年女性在人生经历、教育背景、年龄组成和空间位置均较为相似。她们全部出生于1992-1996年间,大多数人生活经历都很简单:自小生活在中小城镇,有2人在直辖市重庆(非主城区),只有教师F在重庆读完大学,其他女教师都曾离家到其他城市求学,本科毕业后重新回到父母身边。这些女性全职教师大多拥有二本学历,属于当前社会学家们讨论的“小镇青年”,她们毕业时间不长,正处在向职业过渡(career transition)的“学徒”阶段,这份线上授课工作对不少人而言堪称“职业初体验”。[2]

  一对一课程面试机会并不难获得,且效率颇高,只需要在微信公共号或网页填完基本资料,递交申请便可加HR的微信。HR核实学历情况后会安排线上面试和第二轮面试,通过便可参加线上培训,这一阶段主要过滤掉工作态度有问题,松懈懒惰或者性格偏激的人。作为中小城镇的90后出生组,女教师们恰逢其时,获得了一种与线上技术紧密交织的生活机遇(life chance)。根据访谈者以往生活轨迹叙述,网课全职女教师们多处于大学毕业这一个人事件(personal event)完成后,有几位受访者曾经做过其他工作,时间均不长。大多数人是因同学或朋友介绍加入网课教师行列,因此受访者彼此有人际关系(主要是大学、初中高中同学或闺蜜)的嵌套,少部分人通过户外广告或线上网页获知招聘资讯。询问她们当网课教师的初衷,答案意外的实在:“那时候有点穷。”(20180704,受访者B)“报名时候并没有想很多。”(20180603,受访者D)“应该会学到一些东西吧?”(20181018,受访者M)“听说做得好月收入过万,我的同学XXX介绍我来的,她干得挺好,能拿钱。”(20180917,受访者E)。毕业后面临的经济压力和个体独立愿望成为求职的主要原因,求职的迫切和面临新工作的迷茫构成她们彼时心理。

  对这些中小城镇青年而言,散居在中小城市而非物价高昂的大城市,与父母或家人共同居住,降低了个体生活成本。互联网平台公司实行鼓励推荐政策,宣传的“月薪过万”的迷思显现出较大的诱惑。初中科学女老师K工作积极励志,她给我看过5、6月份的工资短信,显示月收入扣除五险一金后仍然有7、8千。已经是4级讲师的她不时介绍新人加入以获取每人600元的“内推”奖励。该平台生源较多,课费收入和弹性工作时间令她感到满意,她说:“……寒暑假(收入)会更多,勤奋的老师月薪上万没什么问题。……(公司)名气大的好处是学生多嘛,课时容易饱和,另外一家(线上平台)就没有这里课费高,而且听说会拖工资什么的。”(20180709,受访者K)K老师描述的在线工作轻松拿高薪,画面美好得有些“失真”。其他被访者对薪酬和工作的满意度描述与她大不相同。我们了解到,高工资并非是互联网所谓的溢价效应,而是与线上教师需要承担的高课时有关。培训行业每年寒假暑假总共三个月是教师最忙碌的时间段。课时排满连轴转,此时确实有少数教师收入近万,但其他月份课很难达到这种收入水准。随着培训行业竞争加剧,虽然对家长的售课单价每年都在上涨,但一对一专职教师的课金并没有提升,家长的高额课费,老师们根据级别只能拿到其中45-80元左右,每个月完成50小时的基本工作量才能获得底薪外的课费,这部分钱同样根据教师级别发放。如果个人课时无法达到最低要求,主动离职就成为多数人的选择。为此,网课教师在入职初期的2到3个月内呈现高度流动态势。

  2018年访谈进行初期,接受访谈的老师们对培训行业还充满信心。影子教育市场的热潮催生大量补习教师的高薪神话,大学生毕业后做培训机构教师不再被认为是大材小用。进入培训行业之前,教师身份、高薪诱惑、培训业的繁荣、互联网平台的宣传,均令年轻人对线上影子教育的未来充满期盼。与她们热情地向我们宣扬公司前景形成反差的是,公司向家长传递的教师资历则经过了有意删剪,线上劳动女性的真实身份与状态被隐匿,或是经历了一番刻意包装。例如,家长很少知道女教师们确切的地理位置和毕业学校。除了隐藏劳动者经验和教育背景等讯息,公司突出和夸大师资,强调教师们通过五重考核筛选,宣称拥有“培、磨、研、学、联、监六维联动的线上教学全链协同机制”,“教师培训、磨课实践、教研开发、日常教学、高效沟通和品控监督六大环节”。(摘自公司宣传语)宣传话语通过强化教师选拔过程的精细和标准严苛,试图打消家长们报课的疑虑。

  尽管地理位置被刻意隐匿,但教师们的劳动空间并不会凭空消失。这种虚拟的“空中课堂”建立在教师与孩子两个家庭空间的基础上,依靠连线互动交流与沟通。视频连通后两个空间瞬时都发生了性质转变,尤其是教师家庭空间转化为知识劳动的场所,原本私人空间“度让”给半公开的领域。教学萤幕上展现出环境迥异的两个物质空间,教师自身的家庭空间和学生家庭空间。线上观察课程会有许多有趣的发现,一旦视频连通,原本“后台”的居住空间转向“前台”,环境显示出经济状况、家庭品位、城乡差距的细微差别,显现出一定的城乡与阶层差异。此外,家庭中家居(domesticity)陈设会因不同的媒体介质而发生改变,作为移动性(mobilization)客户终端的手机和平板电脑在居家环境中替代了以往位置固定的电脑,尤其是无限网路代替以往固定网线之后,移动收看成为常态。对学生而言,原本玩乐休息的家庭变成了课堂,加上远程教学干扰因素多,视频另一端的老师们想要控制学生整堂课的注意力并不容易。

  以往研究指出的女性在线工作的性别优势在本研究中得到了支持,温柔和蔼的女教师与主流学校以管束为主的教学方式完全不同,一对一的平等交流很容易吸引授课对象。但我们发现这种女性的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ur)并非天性使然而是刻意培训的结果。儿童虽然不是购课者,可是他们是否喜欢老师会成为家长报课的考量因素。因为关系到能否获得订单,没有实践教学经验的新手老师必须学会与儿童积极沟通,这成为公司培训时强调的内容。

  线上工作可以与遥远的学生连接,实现距离的消失(distant disappearing),不限时间地点移动办公和居家工作对雇主和雇员都更节省成本,也被普遍视为有优势的新工作方式,然而工作体验后,教师们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线上授课将生活分裂为线上世界和真实世界两部分,长期在线工作产生的问题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在家打开电脑即工作,个人生活与工作边界日趋模糊。二是线上教学并没有建立真实的工作环境,公司文化或企业氛围缺失。互联网技术缩小了原本庞大的组织,该公司的上海总部集中了管理和销售人员,散居在家的教师们则普遍缺乏归属感。三是网课教师们彼此缺少社会交往,工作无法提供有效人脉积累,偶尔的线下活动很难发展出真实的社会关系。

  (二)技术使用与劳动者的困境

  作为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s),女教师们伴随互联网快速发展一同成长,能迅速掌握线上课程的授课形式。该机构网课学习平台有平板电脑(PAD)、手机和笔记本多个客户端供下载。低龄段学生们更习惯使用PAD登录,因为PAD作为游戏和娱乐工具为他们所熟悉;网课女教师们通常用个人手提电脑工作。上课前教师需要在平台导入课件,课后所上内容有语音回放。线上工作的技术迷思很快被卡顿、掉线或无法登陆等打破,除了平台不稳定,公司的手写板也不好用。2018年的课费涨价后,公司进行了技术平台的扩容改造,但卡顿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只是增添了课程结束后教学内容和教师评语。我们了解到,国内其他一对多网课教育平台可以实现课程全程录影,供观看回放,互动答题、游戏答题、课程预习、动画讲解、机器对擂等多种方训练式和激发手段。相比之下,这家主打一对一视频辅导的公司技术只够满足日常教学,远谈不上令人满意。

  尽管技术在教学中不尽如人意,平台技术却充分发展为对劳动过程的监控。边沁(Jeremy Bentham)提出象征权力的“圆形监狱”(panopticon)被福柯(Michel Foucault)进一步阐释,并描述为当代社会的全景敞视主义(the complete visibility in panopticism),作为权力与知识的结合的新监视机制,它像毛细血管状、遍布于机体,令人难以逃避。(福柯,2012)线上学习虽然是一对一课程,但平台控制无处不在,像是一种新型的数字圆形监狱(digital panopticon),在互联网社会表现为全景性敞视的线上格子间。公司的技术完善主要用于平台对劳动过程的掌控,无所不在的监控成为监视劳工、获取财富的手段。为了保证线上工作者待命的状态,公司不时有周会和临时排课,不及时回复公司、运维、家长和学生可能面临投诉。无时不在的监视和呼叫与成为在线教师每日必须应对的工作内容。

  岗位设置是对技术监视的另一种有效补充。班主任平时通过监看课程内容,了解上课情况。开课后班主任老师会将任课教师与家长拉成一个微信群,进行平台许诺的一对一专属定制服务。班主任责任是提供家长和老师的课程协调,每两周与学生家长电话沟通一次,主要是催促耗课和保证续课,潜在的职责是防止逃单或是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实践中其漏洞也颇为明显。老师N告诉我们有家长找她,想要孩子和她通过微信视频私下上课,但家长的“双赢”建议很少被接受,原因是老师们担心违背公司利益的行为一旦被发现,可能会遭到解雇,因为他们所签的格式化合同主要条款均有利于雇佣者。资料收集过程中,我们不时在知乎、各类求职网和律师求助平台观察到多起该公司员工离职时的薪资纠纷,纠纷原因多种多样:有五险一金未按照要求缴纳、入职离职和工作时间计算差异、或认为个人行为触犯了公司利益而被解雇。我们尝试与几位发帖者联系,没有得到回复,推测应是发帖者因精力财力不足以应付冗长的法律程式,导致斗争行动仅仅停留在线咨询或发帖抱怨上。在线劳动者虽然有维护自我权益的意识,但除了原本交际圈,他们普遍缺乏与新同事的联系,更没有传统工厂或办公室劳动的工会组织作为后援,也就无法有计划有组织地向平台争取权益。

  正如影子教育专家所指出的,影子教育的核心始终是学生在主流教育中的学业表现。家长续课的主要原因是孩子在学校课业竞争的排名中上升。报课没有明确诉求的家长属于极少数,大部分家长(即使家境优渥)对子女成绩的态度均带有显着的功利色彩,注重学习成绩和排名的提升。一旦发现网课没有效果,就会更换辅导机构。老师们告诉我,不管多难搞定的家长,只要孩子成绩提升,态度立刻大转变,不停地感谢老师,续课不在话下。为此,强调成绩提升的考核成为公司近年的风向。但是,平台为学生和女教师们提供视频连结,却无法保证远程教学的课堂效果,授课质量的问题被抛给毫无实战经验,刚刚接触影子教育的青年女性。培训业教师的教学能力需要时间提升,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对当前中小学主流教育内容并不了解的女性教师,被要求辅导在校生的课业,在日常教学中经常感到孤立无援。老师们认为,公司缺少真正的课堂实践,培训的重心也完全不在教学,上课遇到的问题全靠教师自己摸索。老师们的压力体现在以下对话中:

  “我主要是给初中上课,当时报的就是这个,听说公司缺高中老师,高中课费也比我们贵,但能上的,嗯,不太多吧,很难招到好老师。毕竟都是刚毕业的年轻人应聘……家长花200元课费要的是200元效果,而不是50元效果。但如果我花很多时间备课,课时量根本完不成。还有转化学生的压力,排了测评课得上,会得开啊,说是钱多事少离家近,感觉事情一点儿也不少。”(20181121,受访者L)

  “那种月薪过万的传说听听就算了,得很拼才行。有的人上140节课,基本工资4、5千的话,课时费拿到6千多,这才能上万,平均下来每天得上20节课,周六周日不休息。班主任她们总让我多上点,就是劳动力么……我是准备继续考编的,每个月5、6千还能做点自己的事情。上课那么多备课的时间呢?那(备课)总得有个标准吧,至少在(我)心里差不多才行。”(20181113,受访者H)

  我们访谈的14名全职女性教师有9人教授小学、中学阶段的语文、英语,内容多为英语语法的初步讲授,或小学语文字词句段篇章的讲述,缺乏名牌高校的兼职教师拥有的理科解题分析能力。该公司规定讲授中小学奥数或高中课程老师会有附加课时,而她们只能按最基础课时计算收入。公司缺乏主流课堂的实践教学经验,规律性的集体备课和教研讨论几乎没有,而且大规模的线上劳工进行面授培训几乎不可能,事实上,互联网平台保证教学品质比传统学校困难得多。几位期望在培训事业有所发展老师对此感到失望。作为接受过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女性,她们有一定的学习能力,但公司提供的“干货”太少。而在工作量上,为了达到底薪要求的课时,她们必须努力将学生报课意愿转化为现实的订单,并争取每周更多的课时配置,以防止个体和家庭跌入收入“不稳定”(precarious)的状态,是否有订单、课程内容和总量如何保证,都让她们感受到精神压力,对自我劳动的价值的评价相比访谈之初有明显落差。

  在一对一在线培训案例中,新的劳动形式和计酬方式与平台的盈利模式密切相关。我们发现,新模式受益于近年互联网公司流行的“去实体化”(disembodying)和“分包”(subcontracting)带来的灵感。“分包”将企业所面对的、需要完成的任务向自愿参与的个人进行分工,为企业获取利润产生了更隐蔽的新剥削形式,用更多的劳动者参与、更少的劳动资料投入,更少的企业责任去获得更多产出。“去实体化”省去了传统培训公司房租、水电、工作人员等大笔资金投入;“分包”依靠网课教师的劳动时间售卖获利;试听课的“转化”将获取课源的责任转移至老师们肩头;“空间度让”更让女教师们牺牲家庭隐私空间,将其转变为劳动场所并完成劳动;女性在线劳动还包含了情感投入、情感控制等在线工作中的“情感劳动”。

  我们进行访谈的半年时间内,女教师们从入职初的兴奋转为对平台的失望。2019年下半年影子教育竞争日趋激烈,线上网课效果开始遭到部分家长质疑,网路上不时有离职教师和家长曝料,导致平台售课压力继续增加,教师们对工作稳定和未来前景感到忧虑。截止2019年12月底,我们访谈的全职教师中有8位离开了这家公司,还有6人仍在授课。我们追踪询问了几位老师在职或离职的感受,曾对收入感到满意的H老师也开始抱怨公司待遇在下降;C老师上课常因紧张身体不适,兼课主要是减轻家庭的经济压力,但觉得自己并不适合这份工作。J老师发现自己是廉价的上课机器,入职时运维和HR都不尊重老师,培训课教授的“话术”也令人生厌。重庆的F老师干脆地辞了职,她获得了一份HR工作,尽管工资差不多,但能与很多人打交道,感觉能力和素质都有提升。她的朋友重庆G老师也更换了线下工作,她认为公司描画的讲师上升通道没有什么吸引力,现在工作薪水固定且没有售课和上课压力。技术为这些女性提供了新的工作机会,但工作本质却是无技能劳动者必须完成的分包任务。某种意义上说,全职教师的离职意味着一种互联网平台的去奴役化(disenthrallment)道路,回归传统线下劳动不失为另一种稳定的选择。

  (三)驳杂的“技术迷思”及其矛盾

  传播技术革新总是突出体现为对时空某种形式的突破,网路技术促发“地理的消亡”(geography disappearing),即时通讯让一对一视频辅导在技术上成为可能。尤其是地理的终结一度成为网路技术迷思的重要成分,“地理终结的迷思始于这样一种观点:电脑传播使得空间可以无限延展,这是对将人们从空间限制及其狭隘的经济与社会内涵中解放出来的过程的逻辑延伸。”(莫斯可,2010:86,87)这种迷思对劳动者意味着无需移动,不用通勤,打开电脑便可开始居家工作。劳动者被吸引而来,访谈初期问及对公司印象,女教师们回答与该公司广告宣传词几乎毫无二致,认为一对一课业辅导让孩子回家“打开电脑就能上课学习”,在线教育未来前景十分光明。

  细加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在快速扩张市场的过程中,公司技术迷思混杂了日常生活中现成的迷思,并进行商业包装。这包括一方面强调“一对一”的因材施教、量身定做,以满足城市中产个人定制的偏好。另一方面一直强调“北大清华”为师资的宣传(事实上是该公司的兼职教师来自国内985高校中的15所)。顶级名校光环加身,让该在线培训机构立刻获得市场关注,吸引家长前来谘询。受访的全职老师多为普通院校的二本、三本学历,她们不满公司混淆全职教师与兼职教师,以北清高材生身份模糊她们身份,误导家长的做法。我们在上海市市场监管局网站看到,2019年11月2日该公司因违反广告法第九条被上海市虹口区市场监管局行政处罚,其违规行为包括大量与事实不符的广告宣传内容。2020年我们查阅资料时,发现该公司发布的宣传内容仍未彻底删除。

  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对互联网为了降低成本的“众包”(crowdsourcing)、“零工经济”、人机竞争与合作等新劳动形式有全面描述,并指出新兴的劳动形式面对的困境打破了下一代互联网工作的美好幻想。(莫斯可,2018)技术平台通过将劳动者远距离、低成本调度,帮助劳动力得以跨越自然地理界限,这些网路世界中游牧(nomadic)的女性被线上教育作为劳动力征用,平台盈利建立在女性劳工创造的订单和服务之上。表面上,线上技术提供了一份月薪报酬的职业,而非计件的外卖类“零工”,但究其本质,仍然属于需要个人争取订单的计件工作。[3]公司广告和介绍工作时宣传的“合理的工作量”“月收入过万”“时间自由”只是一种迷思,努力争取订单,让学生完成“课时消耗”,才能保证女教师们的基本收入。

  莫斯可通过互联网世界的观察揭示了资讯技术的政治经济逻辑,他认为资讯技术的推进与转型往往是为了迎合数字资本渗透与盈利的需求。(莫斯可,2018)本研究对此亦有所观察。地理的终结或空间的消灭给数字资本带来了极大机遇,为线上教育的技术迷思宫殿奠定了重要基石。对平台而言,劳动力聚集和任务分包均建立在互联网世界的资讯发布和资源调动基础上,可以快速满足市场需求。在该公司大规模推广之前,培训机构“学大教育”为代表的线下的一对一模式因劳动力和场地成本过高,缺乏后续投资而失利。该公司整体构想是学大教育的低成本线上版,因与“互联网+”结合而获得资本追捧。[4]数字资本虽然关注漂亮的财务报表和快速盈利的可能,但“迷思”不仅激发人们对新开发市场的想像,更点燃投资人的热情。这家公司热衷于构建技术迷思,目的并非吸引单一消费者购课,更想要吸引数字资本的持续投入,因为这决定着互联网企业在瞬息万变市场中的生死。

  从意识形态层面理解“技术迷思”,必须扣连当前政治经济结构中的互联网迷思如何被利用,以及数字平台行动与效果的落差这两条逻辑线索。线上教育迷思并非无本之木,其藤蔓始终附着于互联网迷思的根茎之上。线上教育刚出现时被视为线下教育最有力的替代者,代表未来的趋势。国家对互联网参与教育的期许是让边缘地区人群接触到优质教育资源,减少知沟差异,促进社会阶层流动,通过教育平衡拉平东部与西部,城市和农村的教育差距。为此,在教育部的推动下,相关政策大量出台,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至今共发布超过10份与线上教育有关的政策,整体而言,政策态度以鼓励发展为主,规范行业为辅。[5]政策扶持被解读为政治力量扶持的合理想像,对比传统线下培训面临的各种整顿、竞赛与“坑班”被取缔、政策不断变化的风险市场,线上教育确实因为“互联网+”所代表的技术加持,笼罩在相对宽松的氛围中。正如该公司广告与自我包装所体现的话语,线上教育公司利用了国家对互联网教育的迷思,将自身努力装扮为有社会责任感的互联网企业,以获取政治经济的发展空间。

  然而,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匀、教育结构不统一的历史与现实若依靠某种简单技术就能迎刃而解,这难免令人心生怀疑。[6]公司运营中技术迷思存在着逻辑漏洞,与Coursera、edX、慕课(MOOC)等开放教育平台推行的“大学去围墙”,教育资源线“开放共用”网路精神相违背的是,这里只有支付才能拥有服务。帮助无法享受到优质教育的偏远城镇儿童获得学业发展,就像永远无法兑现的商业期票。针对地域发展差异问题,公司曾经在宣传内容显示新疆某高分考生因受到清华老师辅导,圆了清华梦。而我们了解到国内偏远地区(新疆、云南、西藏、甘肃等地)人们很少听说该一对一线上教育。面对经济与阶层差异,公司曾推行贫困家庭分期付款购课,推行几个月后该活动便被取消。虽然有较低收入家庭为提升子女学业冲动购课,但长期购买课时包的消费者多来自沿海发达地区,家境优渥的中产家庭。这些目标客户的私人补习消费(在质量保证前提下)会带来其子女学业的提升,从而更加拉开教育差距,而非缩小它。

  即使地域与阶层差异被抹平,网路平台能否提供有价值的培训服务仍值得怀疑,公司本质更像提供劳动力整合和资讯传输的互联网公司,而非教育培训机构,公司对教学品质的控制超出了平台的管理能力。全职教师们每日在不同年级、不同地域教材之间辗转,还需要为个人生存不断开拓新生源,一对一高品质的教育理念只能成为家长一方的迷思。同时,经济发达地区的优质教育产品存在着区隔,体现为各地教育机构对优质师资的垄断、教育政策的把握和重要考试命题的权力,这些主流学校的教研团队几乎不会与线上平台进行商业化合作。尽管公司不时发布与北大清华合作的新闻,或是举办教师技能大赛,其本质均为总公司策划的媒体宣传活动,与大多数普通全职教师(包括我的所有受访者)没有任何关联。缺乏教育质量的保证,通过购买课时消费,普通家庭期望获得的“教育公平化”迷思最终只能沦为一句空洞的口号。

  四、讨论与结论

  2018年我们考察之初,一对一在线辅导平台还是较新的互联网经济模式,但在线教育市场竞争激烈、变幻莫测,这让我们在资料收集与访谈阶段有一种紧迫感,担忧不能跟上在线培训业的变化。论文完成超出了预期计画,虽是因行动拖沓导致进程缓慢,但幸运的是,在一年半的时间内,我们陆续观察到整个行业面临的数次机遇与冲击,也因而获得了较长时间段内审视在线影子教育的机会,并通过追踪受访者获取讯息,补充了劳动者在变动中的选择与行动资讯。本研究的主要局限在于访谈者与平台声称的庞大的在线劳工数目相比,样本量较小,通过调研战线拉长和追踪访问,研究得到了更多观察与资料的支撑,这多少弥补了研究广度上的缺憾。

  线上影子教育的快速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技术迷思曾被广泛接受,尽管与其他互联网技术神话一样,其迷思褪色也颇为迅速,从2017年到2020年,市场、家长和教师们的热情都在快速消逝。在公司迅速发展壮大时期,一对一网课线上辅导并未完全普及,人们对在线教育效果有所期待。正如莫斯可所言:“当技术变得稀松平常的时候——真正地(例如,电力)或者象征性地成为寻常之物,它们的社会影响力却达到了顶峰。”(莫斯可,2010:17)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迫使主流教育也开始投入线上教学,“全民网课”让线上学习的神秘感,学习者的新鲜感快速消失,报课家长对线上学习的优劣势也有了明确感受,社会对在线教育的技术迷思被更冷静效果评价所替代,在线培训正面临着技术“祛魅”(disenchantment)。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以往忽视在线教育的优质教辅机构的被迫线上化,会对我们讨论的这类在师资和内容方面存在短板的互联网一对一平台形成更大的冲击。

  这项研究是一次尝试,我们试图将商业意识形态与微观的在线劳动场景结合,拨开互联网企业利用“技术迷思”的面纱,将作为主角的劳动者和作为资方的技术培训平台,作为配角的政府和数字资本同时纳入视野,打破了以往数字劳工研究或局限于在线劳动过程和感受,或局限于技术对劳动形式探讨的壁垒,并试图将新媒介环境下平台技术、数字资本与劳动价值的批判相关联,展现女性在线教师对平台技术的审视和个体劳动价值的重估过程。此间目的并非针对该公司劳动形式和商业宣传手段,并将这种话语归结为一种经营者占领市场时无可避免的行动策略或无伤大雅的商业谎言,而是通过分析技术迷思的驳杂成分,理解其在资本市场和国家权力背景下制造“虚假意识”的意图与功效。

  在线劳工的迷思褪色与迷思“祛魅”有关联,却并非同一步调,后者通常发生在技术普及后,而前者可能在接触技术平台和真实劳动过程的任何时刻。在我们讨论的劳动情境中,国家力量和数字资本积极参与各种新经济模式,让网络平台制造迷思以吸引剩余劳动力和资本关注,而劳动者的真实生活和诉求很少被倾听。从天而降的线上工作并不像该公司宣传广告那般轻松,它意味着多重压力、情感劳动和隐形付出,女性劳工的在线工作很难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而高质量的辅导技能无法通过标准化培训快速教授,个体被迫面对学生、家长、学业成绩和公司的多方压力。技术平台所宣扬的迷思为新经济贡献了一个迷人肥皂泡,新迷思产生了短暂的集体幻觉,打造了一个有前景的市场需求。深远的技术革新与长久的迷思总是相伴而来,而缺乏真正的技术革新,制造迷思就成为互联网公司争取消费者关注、数字融资和生存空间的必要手段。还必须指出的是,影子教育在线工作的一切都并不新鲜,它牵涉到国内技术创新不足而劳动力充足的社会历史背景。若真正的技术变革尚未到来,商业新模式还将以技术迷思自我粉饰,类似的线上劳动故事在未来仍会不断上演。

  附录:访谈的一对一教师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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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媒介形态变迁背景下的受众研究”(16BXW06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1]需要指出的是,当前描绘线上谋生的劳动者的概念较多,包括数字劳工(digital labour)、线上工人(onlineworker)、线上劳工(online labour)等,研究侧重不同。线上劳工强调线上的工作形式,工作内容并非局限于数字产业,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劳工组织、薪酬计算和劳动价值分析,适合我们所讨论的全职网课教师的劳动情境。文中对网路平台背后的资本力量仍沿用相关研究常用的数字资本(digital capital)概念。

  [2]虽然没有获得公司全职教师男女性别组成数据,但我们在田野中发现女性所占比例确实非常高,调查后可以提供两种初步的解释:一是男性在亲和力和表达方面不占优势,工作获得和完成情况不如女性。二是线上工作很难满足男性对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需求。与此同时,女教师人员组成一直在发生变化。从该公司的班主任和运维处我们了解到,与正在以线上工作同时准备考研和考编的大学生相比,公司现在更愿意招收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女性,因为后者的流动性小且工作投入度更高。跟踪调查中我们还发现,青年女性与线上劳作的家庭妇女边界并非泾渭分明,随着她们快速步入婚姻殿堂,这些青年女性与前文提及的受过大学教育,提供线上劳动的小城镇家庭女性形象可能会逐步重叠。

  [3]随着平台竞争激烈,原本2017、2018年较容易获得的工作录取率也在不断降低。该公司最近开始大量招收新教师培训,每期600-800人,每周好几期培训班,这些培训人员主要被安排上薪资计算为0.35小时的测评课。这类课程授课时间短、含金量低,成为开挖新生源的手段。互联网公司以临时工代替正式工的策略为公司节省大量用人成本。此外,未被录取者前期投入的培训时间、没有满足的课时量、为辅导课程准备的脑图或课件都为网课平台占有,这部分劳动亦是普遍被忽视的无偿付出。

  [4]2014年,该公司获得青松基金天使轮融资;2015年7月,获得顺为资本近2000万元A轮融资;2016年3月,完成由达晨创投、顺为资本提供的B轮融资;同年9月,获得华兴新经济基金的数亿元C轮投资;2017年7月,获得明星资本Star VC的C+轮投资;2017年底,获得由华平投资和元生资本提供的1.2亿美元D轮融资;2018年完成3.5亿美金E-1轮融资,由CMC资本、中金甲子、中投海外直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联合投资,多家机构跟投。线上影子教育行业中,该公司的融资成绩最为亮眼。

  [5]2019年7月12日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校外线上培训的实施意见》标志着线上教育的监管终于落地,行业进入规划运行时代。政府除了一如既往地加强日常监管,规范校外培训市场秩序。同时推进“互联网+教育”,鼓励符合条件的主体发展线上教育。它对网课教师的影响体现在教师资质的要求,当前正在授课的教师和新进入行业者都要求在2020年取得教师资格证。但这种行业要求似乎只是多了考证的形式,对公司运营影响不大,我们所在的网课QQ群里时常见到帮助新手老师快速获证的培训广告刷屏。

  [6]2018年12月13日,一篇名为《这块萤幕可能改变命运》的深度报导在公众号发布后阅读量迅速升至400多万,点赞量30000+。《冰点周刊》的报导讲述了248所贫困地区学生通过网路与西南名校成都七中同步学习,命运轨迹因直播而改变的动人故事。评论区里网课者的经历、教育人士的情怀、民众的称赞,混合着感动的泪水让这篇8350字的报导成为不断延伸的演绎文本。报导印证了互联网初期对线上教育的美好想像,令技术乐观主义者欢欣鼓舞。不久后,网上爆出该文章多处提及的某网课运营商是其背后推手,优质报导被证明是商业软文,此事或可成为技术迷思被数字资本利用进行宣传的典型。(原文参见程盟超(2018)。〈这块萤幕可能改变命运〉。《中国青年报》微信公众号《冰点周刊》12月13日推送特稿,引用时间2019年4月21日。)

  声明〡本文来源于香港:《传播与社会学刊》,56 (2021), 127–159。作者授权刊发,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出处所有,内容为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如涉及版权问题,请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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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于互联网:陈静|褪色的技术迷思:影子教育的数字资本与女性在线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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